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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骁胜、宣武、靖胜三军近十万将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将卒家小现在基本上都能保证粮食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自产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军饷去购买飞涨的高价粮——将卒家小种植的粮食、棉花以及养殖桑蚕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资征购。
这就保证原骁胜、宣武、靖胜三军十万将卒及数十眷属的生活水平，相比绍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
唯有立下战功的将卒，才会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额外上缴佃租，还可以减免一部分赋税。
建继帝登基襄阳之前，徐怀带着楚山众人，吃尽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岭开垦五六万亩坡地，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不计成本在溪涧里修筑堰坝，但这也是为楚山后续的水力工造发展奠下基础。
建继年间，除了开垦出四五十万亩坡地山田外，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有能力控制箕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与桐柏山北岭、大复山、灯台架等山围合的平川地区，楚山在平原地区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万亩以上。
绍隆帝登基，徐怀以南蔡招讨司的名义，在剿灭洞荆匪乱时招抚上百万流民，又迫使绍隆帝同意将荆江以北的地域划入京襄路，同步开启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清田、屯垦工作。
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除了作为屯兵参与操练，会发放少量的补助外，一旦征募为工辎兵，所发放的饷钱也会保证略高于耕种所得——对于早前生计没有着落、四处颠沛流离的流民来说，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惩戒的战俘来说，已经是极好的待遇了。
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
不过，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防线建设，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此时除了襄城、召陵、确山等地恢复县治，许昌、宛丘、项城、沈丘、汝阴、淮川、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总计约九十余万人。
目前靖胜、天雄、骁胜、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
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
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两百八十万口，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
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还沾染同袍的鲜血——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
这也就意味着，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
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河东，或兵锋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继而收复京东东路（今山东）等地。
不过，最终以史轸、韩圭、刘师望、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
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需要时间跟过程。
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
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收复失地，因此江淮、荆湖的地方官员、士绅，都表现得极其温顺、配合。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
倘若现在就急着对赤扈人进一步用兵，军事行动受挫，司空府与徐怀个人的威信受损，则是必然的。
不过，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赤扈人驱逐出中原，形势也未必会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发展。
赤扈人被驱出中原，朝野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对赤扈人用兵的强烈意愿，朝堂的重心就需要从征战转移到建设上来——此时襄阳已经有一些还都汴梁的声音，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
并非说心里想着还都汴梁的那些人，就已经站到司空府的对立面去了，而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帝国重心往建设方面转移，必然导致更擅长政务的士臣、文臣重新变得活跃起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
一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大越立朝以来以文御武、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惯性，也必然会再度抬头。
到时候司空府还想继续以行营屯驻区的名义，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东、关陕、河北等地的屯垦建设，与士臣士绅的矛盾极可能会再度激化。
除非徐怀到时候愿意以更激烈、严厉的手段，对朝野士吏进行血腥清洗，要不然史轸、韩圭等人都主张对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的军事行动，还是放缓三五年或七八年为好。
放缓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汴郑及徐宿地区之后；放缓到司空府总规模扩编到二百万的屯辎兵经过多轮规训，初步形成对司空府的向心力；放缓到江淮、荆湖士绅敢跳反，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毫无顾忌将他们掐灭……
等到那个时候，司空府再出兵收复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不仅更轻而易举，之后很多事情，包括禅让，也都会变得真正顺理成章起来……
对骁胜、宣武、靖胜三军近十万将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将卒家小现在基本上都能保证粮食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自产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军饷去购买飞涨的高价粮——将卒家小种植的粮食、棉花以及养殖桑蚕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资征购。
这就保证原骁胜、宣武、靖胜三军十万将卒及数十眷属的生活水平，相比绍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
唯有立下战功的将卒，才会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额外上缴佃租，还可以减免一部分赋税。
建继帝登基襄阳之前，徐怀带着楚山众人，吃尽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岭开垦五六万亩坡地，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不计成本在溪涧里修筑堰坝，但这也是为楚山后续的水力工造发展奠下基础。
建继年间，除了开垦出四五十万亩坡地山田外，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有能力控制箕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与桐柏山北岭、大复山、灯台架等山围合的平川地区，楚山在平原地区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万亩以上。
绍隆帝登基，徐怀以南蔡招讨司的名义，在剿灭洞荆匪乱时招抚上百万流民，又迫使绍隆帝同意将荆江以北的地域划入京襄路，同步开启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清田、屯垦工作。
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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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
不过，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防线建设，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此时除了襄城、召陵、确山等地恢复县治，许昌、宛丘、项城、沈丘、汝阴、淮川、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总计约九十余万人。
目前靖胜、天雄、骁胜、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
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
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两百八十万口，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
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还沾染同袍的鲜血——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
这也就意味着，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
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河东，或兵锋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继而收复京东东路（今山东）等地。
不过，最终以史轸、韩圭、刘师望、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
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需要时间跟过程。
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
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收复失地，因此江淮、荆湖的地方官员、士绅，都表现得极其温顺、配合。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
倘若现在就急着对赤扈人进一步用兵，军事行动受挫，司空府与徐怀个人的威信受损，则是必然的。
不过，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赤扈人驱逐出中原，形势也未必会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发展。
赤扈人被驱出中原，朝野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对赤扈人用兵的强烈意愿，朝堂的重心就需要从征战转移到建设上来——此时襄阳已经有一些还都汴梁的声音，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
并非说心里想着还都汴梁的那些人，就已经站到司空府的对立面去了，而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帝国重心往建设方面转移，必然导致更擅长政务的士臣、文臣重新变得活跃起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
一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大越立朝以来以文御武、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惯性，也必然会再度抬头。
到时候司空府还想继续以行营屯驻区的名义，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东、关陕、河北等地的屯垦建设，与士臣士绅的矛盾极可能会再度激化。
除非徐怀到时候愿意以更激烈、严厉的手段，对朝野士吏进行血腥清洗，要不然史轸、韩圭等人都主张对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的军事行动，还是放缓三五年或七八年为好。
放缓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汴郑及徐宿地区之后；放缓到司空府总规模扩编到二百万的屯辎兵经过多轮规训，初步形成对司空府的向心力；放缓到江淮、荆湖士绅敢跳反，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毫无顾忌将他们掐灭……
等到那个时候，司空府再出兵收复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不仅更轻而易举，之后很多事情，包括禅让，也都会变得真正顺理成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