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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众人算是明白了过来，不知谁喊了声：“王先生说的是，我们是该找皇帝哭一哭了？”
有了领头的，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据说就在当晚皇宫大内数百个太监都跑到了皇帝东暖阁外，跪在门外嚎啕大哭，说是有人诬陷他们，那情景比死了爹娘还要凄惨，那冤枉的冤情差不多快赶上了窦娥冤，宣宗当晚在画画，在听了众太监的痛哭后，皇帝再也忍不住跟着哭了，据说皇帝当晚还特意为这事儿画了一副窦娥冤。
一切如王振猜想的差不多，文官的日益壮大，已是宣宗心头的忌讳，随着内阁运作日益纯熟，三杨这等才干卓越的文臣，无疑是大大提高了文官威望，随着三杨地位的巩固，内阁所组成的文官权力核心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决议权。与之相应的各级地方文官也日益成熟，往日皇帝一言堂的朝堂，慢慢的不再有，他自问在精力上不如洪武爷，不如祖父，其雄心也没两人大，但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总不能在自己的手中将帝王的权利全都丢弃了，尤其是皇太子还小，一旦权利不能平衡，始终是个麻烦，给予这一点考虑，他也不能看着文官日益走向壮大，从而失去了控制，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难以与文官集团抗衡，随着科举日益成熟，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地为文官们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皇帝权利再大，也大不过他们，为了避免一家独大，威胁皇帝的地位，皇帝只能扶持一股新的力量，做皇帝的人都明白，一个朝廷若都是清流，非但皇帝的日子不好过，朝廷也未必能治理得好，这一点建文朝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三人论学问，论品德无疑是清流，可论实际才干，可是半分也没有，最终只被几个腐儒牵着鼻子蒙头乱走！于是一年之后，皇祖起兵靖难，四年后，大好的皇位就此丧失了，若当初建文帝并非一意孤行全听这几个腐儒的，也未必有后来的下场，因此一个朝廷总需要那么几个坏人，几个酷吏，惹得天怒人怨，双方偶尔斗一斗，这样才能达到权利的平衡，皇帝只需把握裁判的力度，不至于一方太弱，一方太强便可高枕无忧了。对于这个问题，这两年宣宗顾虑的也最多，眼看着文官集团的壮大，已脱离了皇帝的控制，他不免有些着急，与文官相比，在人数上唯有太监可以比拟了，对于皇帝来说，太监可比文官亲近多了，最大的根本说到底经过洪武爷改革，本朝的太监早已丧失了对皇帝的任何威胁，他们就是皇帝手中的蚂蚁，皇帝可以给他们的权利，但他们没有兵权，并不能调动军队，尤其是禁军，本朝的皇帝再懒惰，兵权都在自己手里握着，只是让宦官代自己处理政务；相对于文官而言，可就放心多了，但洪武定下的规矩，太监不可读书，目不识丁的太监，既不能做大事，也不能与文官做斗争，难免处于弱势，为此他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打破了祖宗的规矩，开办学校，让文官传授太监知识，他的目的很简单，这天下能做事的可不是只有你们文官一家，还有太监，他们也是诵读四书五经的，同样的读书人，为何你们做得官，他们便做不得。
本着这个心思，这几年的功夫，他没少在太监读书这个问题上下功夫，事实证明他过分的关注，对壮大宫中太监的力量是正确的，在他的引导之下，宫中太监的力量日益壮大成熟，慢慢走上了他预期的效果，但这效果还不明显，主要是因太监被洪武爷压制了那么多年，纵然是在永乐时扬眉吐气，但毕竟有诸多的局限，在力量上就不如文官强大的底蕴了，为此他这个裁判，就要做出公平的裁决，少不了对文官敲打敲打了，如去年御史陈祚拿《大学衍义》在他面前“无得间断”地讲说。这本是一件小事，他他有意给文官看看他的态度，自是大发脾气，还说：“竖儒薄朕未读《大学》。”便将陈祚合家囚系，终其世不赦，致使陈祚的父亲病死在狱中。这事儿有人说是他不好学，其实，仅仅是一个读书讲书的问题不会让皇帝对建议者处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它背后所实际隐藏的动机借机打压文官。
这下众人算是明白了过来，不知谁喊了声：“王先生说的是，我们是该找皇帝哭一哭了？”
有了领头的，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据说就在当晚皇宫大内数百个太监都跑到了皇帝东暖阁外，跪在门外嚎啕大哭，说是有人诬陷他们，那情景比死了爹娘还要凄惨，那冤枉的冤情差不多快赶上了窦娥冤，宣宗当晚在画画，在听了众太监的痛哭后，皇帝再也忍不住跟着哭了，据说皇帝当晚还特意为这事儿画了一副窦娥冤。
一切如王振猜想的差不多，文官的日益壮大，已是宣宗心头的忌讳，随着内阁运作日益纯熟，三杨这等才干卓越的文臣，无疑是大大提高了文官威望，随着三杨地位的巩固，内阁所组成的文官权力核心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决议权。与之相应的各级地方文官也日益成熟，往日皇帝一言堂的朝堂，慢慢的不再有，他自问在精力上不如洪武爷，不如祖父，其雄心也没两人大，但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总不能在自己的手中将帝王的权利全都丢弃了，尤其是皇太子还小，一旦权利不能平衡，始终是个麻烦，给予这一点考虑，他也不能看着文官日益走向壮大，从而失去了控制，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难以与文官集团抗衡，随着科举日益成熟，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地为文官们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皇帝权利再大，也大不过他们，为了避免一家独大，威胁皇帝的地位，皇帝只能扶持一股新的力量，做皇帝的人都明白，一个朝廷若都是清流，非但皇帝的日子不好过，朝廷也未必能治理得好，这一点建文朝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三人论学问，论品德无疑是清流，可论实际才干，可是半分也没有，最终只被几个腐儒牵着鼻子蒙头乱走！于是一年之后，皇祖起兵靖难，四年后，大好的皇位就此丧失了，若当初建文帝并非一意孤行全听这几个腐儒的，也未必有后来的下场，因此一个朝廷总需要那么几个坏人，几个酷吏，惹得天怒人怨，双方偶尔斗一斗，这样才能达到权利的平衡，皇帝只需把握裁判的力度，不至于一方太弱，一方太强便可高枕无忧了。对于这个问题，这两年宣宗顾虑的也最多，眼看着文官集团的壮大，已脱离了皇帝的控制，他不免有些着急，与文官相比，在人数上唯有太监可以比拟了，对于皇帝来说，太监可比文官亲近多了，最大的根本说到底经过洪武爷改革，本朝的太监早已丧失了对皇帝的任何威胁，他们就是皇帝手中的蚂蚁，皇帝可以给他们的权利，但他们没有兵权，并不能调动军队，尤其是禁军，本朝的皇帝再懒惰，兵权都在自己手里握着，只是让宦官代自己处理政务；相对于文官而言，可就放心多了，但洪武定下的规矩，太监不可读书，目不识丁的太监，既不能做大事，也不能与文官做斗争，难免处于弱势，为此他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打破了祖宗的规矩，开办学校，让文官传授太监知识，他的目的很简单，这天下能做事的可不是只有你们文官一家，还有太监，他们也是诵读四书五经的，同样的读书人，为何你们做得官，他们便做不得。
本着这个心思，这几年的功夫，他没少在太监读书这个问题上下功夫，事实证明他过分的关注，对壮大宫中太监的力量是正确的，在他的引导之下，宫中太监的力量日益壮大成熟，慢慢走上了他预期的效果，但这效果还不明显，主要是因太监被洪武爷压制了那么多年，纵然是在永乐时扬眉吐气，但毕竟有诸多的局限，在力量上就不如文官强大的底蕴了，为此他这个裁判，就要做出公平的裁决，少不了对文官敲打敲打了，如去年御史陈祚拿《大学衍义》在他面前“无得间断”地讲说。这本是一件小事，他他有意给文官看看他的态度，自是大发脾气，还说：“竖儒薄朕未读《大学》。”便将陈祚合家囚系，终其世不赦，致使陈祚的父亲病死在狱中。这事儿有人说是他不好学，其实，仅仅是一个读书讲书的问题不会让皇帝对建议者处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它背后所实际隐藏的动机借机打压文官。